樊登：大家平常在听我演讲的时候，经常会听到我说一句话，说人生其实只有一件事。这个观念从哪儿来的呢？就是从金惟纯先生这里学到的。金先生对我影响很大。我听过他的课，觉得非常受益。这次金先生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一本新书，叫作《人生只有一件事》。
我们今天请到了金惟纯先生。您好，金先生。
金惟纯：谢谢樊老师。
樊登：这个标题 《人生只有一件事》，您主要指的是哪一件事？
金惟纯：其实在内容上，我觉得整个书的内容，是我这十年来心路历程的一个总的感受。我总希望能够用一句话就把它讲完。
如果只用一句话讲完的话，其实就是这个书的标题。这十年，我通过一个不同的人生道路，开启了一扇门，走上一条不同的路，有不同的体会。那最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：原来人生可以很简单！
小的时候很简单，随着成长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，碰到的事情越来越复杂，我们就不知不觉把自己活复杂了。我最近这些年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：人生全部简单，可以简单到剩下一件事，所以就把这一句话当作书名了。
樊登：这件事具体是什么呢？
就像孔子讲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他又没说“一“是什么，给大家很多遐想的空间。您说的这个“一”，这一件事，我从书里面看到的好像是修炼，是吗？
金惟纯：好，我想在回答这一件事之前，要先说一下为什么人生可以只剩下一件事。我们就说修炼好了。
修炼，大家都觉得修炼很好，没有不好，但是大家会觉得人生怎么可能只有这一件事，没有别的事。
那我一直每天扮演各种角色，在家里有家里的角色，在公司有公司的角色，社会上有社会上的角色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件事呢？我想这个需要说明一下。人生的苦乐成败，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人和人的关系。
我们撇开所有的扮演的各种角色不谈，他内心深处只有两件事，只有两个念头。第一个念头叫作我想不想跟你在一起，这是真实的念头，其他的念头不一定是真的，也许是学习来的，社会化的结果。真实的念头就是碰到一个人，你会马上觉得我想不想跟他在一起。那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，就会有第二个念头，就是我想不想跟你一样。我觉得这两个念头大概决定了我们所有的事情。
比如说你在家里教育小孩子，每一个教育方法都有成功案例，也有失败案例，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施教的父母不一样。那孩子呢？他跟父母想在一起的状态不一样，是否想跟父母一样的念头不同。如果你的孩子是想跟你在一起，想跟你一样，基本上你就不用教他了，他会自己学。那如果他不想跟你在一起，不想跟你一样，你用各种教育方法都不会成功。
公司里也是一样。如果你的同事都想跟你在一起，都想跟你一样，你大概也不用管。如果他们不是这样，你要管他们很累，你要制定很多的方法，要用很多技巧，还要用各种奖惩的机制，所以就很累。
所以最后我觉得，人生真的是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把自己活好了。活好了其他事都很单纯，活不好就越活越复杂。
樊登：那像您过去做《商业周刊》的创办人，管那么大一个团队，有没有这种没活好的感觉？因为在外界看来是很成功的时候，中国台湾第一才子啊诸如此类。然后我看您书里边写，那段时间也有一些走错路的感觉。
金惟纯：我觉得《商业周刊》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，我创办的前期可以说是非常惨，惨到所谓的一败涂地，一无是处，后来又败部复活。
然后败部复活以后就一路长虹，改写了中国台湾杂志的历史，最后变成中国台湾最大的杂志出版集团。
那其实它在转捩点（转折点）的时候，人家都问我到底为什么能反转。其实我当时没有很清楚地理解，但事后我回想的时候，觉得很清晰，其实就是我内在生命的状态，在谷底的时候受到很强烈的考验和试验，最后我内部有一个反转，内部念头转变让我的作风行于外，一言一行都有改变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从谷底翻起来的原因。
樊登：能具体说说吗？怎么就转变了？或者转变了以后您做了些什么事？
金惟纯：我想转变之前的时候，就是不肯承认自己不行，觉得我很厉害。
樊登：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已经没钱了，公司的账上也快没钱了。
金惟纯：不是快没钱了，是一直都没钱。
樊登：已经没钱了，然后写出来的杂志也没人看。
金惟纯：就要借新债去还旧债，我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在还债。
樊登：那是在过年前？您给大家讲了话。
金惟纯：对，就是已经所有的方法都想过了，没有效。所有可能去想的点子都试过了，做虚功。
樊登：我相信今天很多创业者也会面临这样的状况，就是怎么努力好像都没用的感觉。然后这时候您把大家叫在一起，跟大家说什么呢？
金惟纯：跟大家承认，我说我以前都在装，假装没事，还在假装自己很厉害。如果我觉得还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，还是一无是处，就不要耽误大家的青春了，善后的事情我自己来承担，大家另谋高就吧，就讲了这个话。
樊登：过年前的讲话是一个散摊讲话，说年后你们愿意回来就回来，不愿意回来自己找工作就好了。古往今来，可能很少有企业家这样做年终总结的。
金惟纯：对，我说如果从所有商业的书、管理的书来看，我那一席话叫作一无是处。它一定会说老板不可以这么讲话的，但是恰恰是那一年我们转亏为盈。
樊登：那开年他们都回来了吗？
金惟纯：回来了，公司也没关。
樊登：那会有什么变化呢？这些人听完您这个讲话，为什么会有变化呢？
金惟纯：我觉得那个变化大概有两个。第一个就是老板当着全体员工，这样真切地忏悔，那这样一颗忏悔的心，我想大家会收到。
我觉得以前我们都是用头脑在互动，头脑像一个机关枪阵地一样，它是那种火网交织的。但是在那一刻，我讲的是真话，而且内外全部一致。我的感受跟我的话没有策略、没有想法。
樊登：没有机心。
金惟纯：也没有想我讲了以后的结果会怎样，不想这个。我觉得那种完全真实的能量会让心敞开来，心的振动不是火网交织，它是一种频率共振。在你敞开心的时候，大家也开始会慢慢敞开心，心跟心之间会有一些频率的共振。我们常常在公司里面讲一个团队要有共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一直觉得用头脑是找不到共识的，因为头脑会各想各的，不容易想到一起。心的共振才是一个团队真正的共识。
我觉得第一个是发生这件事，第二件事是我后来讲了这席话以后，我的心态改变了，我到了办公室不会再看这个事情没做到，那个事情不合规定，这个事情要如何改，我不再去纠正别人了。
樊登：不觉得自己特别厉害了。
金惟纯：对，我回到办公室，我只是在改正我自己，看我今天能不能做一两件好事。我的心安静下来了，开始卷起袖子来做小事，然后在做小事的时候，我的状态是安定的。所以我觉得我这样的状态能慢慢影响到周围的一些伙伴，大家开始从假的状况变成真了，变成从只用头脑的状况，开始学会用心了。用心以后，大家就会如实地面对现在的困境，大家内在会有联结，彼此之间会有联结，团队的能量就起来了。
樊登：我补充一点，就是金先生原来跟我讲过的。在这次忏悔之前，他说公司里边充满了假人，那些很年轻的编辑们写的文章，连金先生都看不懂，说这文章这写给谁看的？不懂。
因为他要假装自己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记者，假装自己是一个很有深度的杂志，所以这些杂志拿出去根本就没人看。等到开始重新反思和忏悔这件事以后，大家才学会好好说话，好好写文章，写平实的文章，才能够让大家接受。
金惟纯：是的，这个我感受是很深的。
因为在我们编的杂志出去都没人要买的那个年代，我会跟他们进去开编辑会。我开编辑会最大的一个感受是：我们同事怎么都那么有学问呢？他们讲话我都听不懂。每个人在报题目，说这一期我们要做什么题目，讲话我都听不懂。后来发现不是我不懂，坐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同事也不懂，他讲的话那个总编辑也不懂，总编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个时候，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，我们公司都变成假人了。
因为人不真实的时候，他就要去遮掩，怕人家看到他有所不足，他遮掩的方式就是变成很有学问，讲一些专有名词。他用人家听不懂的话，让别人不能挑战他，就变成一种风气。我说真的很恐怖，怎么大家都变成假人了？后来我才看到原来我自己是假的，我自己不真实。
樊登：因为您要维持第一才子的地位和形象。
金惟纯：对，不肯承认自己不行。
樊登：所以您书中有一个观点，我觉得特别认同，您说人生有一个捷径，很多人都说人生没有捷径，要努力，要吃苦。
但是金先生说人生有一个捷径，这个捷径就是认错，你要能首先学会承认自己不行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这是您什么时候感受到这种感觉？
金惟纯：就是在经营事业的过程中。
我觉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就是一直要我认错，我妈管我很严，那犯了错当然得认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认错都不是真的，因为我小时候就想为什么你们大人犯的错都不认呢？我妈好像有的时候也会错啊，她从来就不认，明明就是错了还都不肯认，为什么我要认呢？我那时候也言不由衷，是趋吉避凶，所以以前是会认错，但不是真的，那是为了息事宁人，趋吉避凶。我那时候觉得小孩子才要认错，等我长大了我就不认了，我强大，弱者才要认错，强者不认错。你看小的时候父母教我们认错，结果我们听到那里去了。
然后我真正地认错，就是在那个时候——创办《商业周刊》大概五年左右，讲那一席话之前。因为我试了所有的方式都不通，以前在新闻界也有点呼风唤雨，不肯承认。然后我总要找方法，找技巧，觉得我们点子很多，我们很有才华，我们很聪明，我们有很多关系，可以用各种资源、各种条件，全部没有用。你苦到最后你不认不行，那个认是真认了，真的认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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